踏入回歸第24個年頭，在《國家安全法》和實施機制生效後，香港特區政府似乎只用了一年的時間，幹了過去23年應該幹但未幹的事，真不知道這是反映效率還是承認庸碌無能。
在過去，香港特區政府每逢遇上天災人禍，而浮現制度或施政毛病，卻有不想一錘定音，總喜歡成立調查委員會，又或交給顧問「買時間」，甚至是「拖時間」，待議題丟淡，再草草蒙混過關，結果問題依然未有妥善解決，卻被專家或顧問的書面報告「遊花園」，製造更多問題，語言藝術更是紙上談兵，這些專家或顧問也不是吃素的，錢花了，卻不值得，納稅人又是繼續被愚昧，這就是香港施政的實際情況。
聘請顧問，問題一籮籮，又要避免潛在利益衝突，又要審核顧問專家的資歷和經驗，又要向中標或委聘專家作介紹，又要怕即使簽了保密協議仍洩密，或許更要對境內外的顧問公司作國安審查和反壟斷審查；另外，招標又涉繁複程序，個別顧問合約或在未有招標下作邀約，或構成私相授受的不良觀感。
近日，新聞報道原來香港特區政府的「香港重新出發」宣傳計劃，竟是一份批予境外傳訊顧問公司的公關服務合約，市民或會批評特區政府胡亂花錢「嫌錢腥」，該份合約為期一年、總值640萬美元，但後來因為某些原因調整合約金額，香港特區政府仍須向承辦商支付570萬美元。為何要挑選一間境外傳訊顧問公司？難道香港真的人才凋零嗎？筆者非常樂意為香港特區政府提供建議。
其實，坊間很多所謂顧問，同樣也只是第一次接觸獲外判的項目，摸石過河，香港特區政府個別庸官以巨額公帑批出顧問合約，請問是否有事前徵詢市民或事後匯報？請問如果顧問合約履行效果未如理想，是否問責？應不應該問責？怎樣問責？顧問公司在袋袋平安後，怎可以確保所委託項目的結果準確或成效顯著？
過往香港常常出現委員會治港、顧問治港，而委員會的主席常常由退休或過氣法官擔任，試問難道法官甚麼都會嗎？香港特區政府外判顧問合約，其實變相是外判責任，不能接受。
香港特區政府是時候改變這套荒謬機制，良政善治，破舊立新，香港特區政府制度內，公務員也好、官方智囊也好，需要自行找到問題因由，並處理和解決問題，而不是動輒外判或成立委員會，下放權力也要合適，否則責任外判了，如果花了公帑卻被狐假虎威，權威也蕩然無存。此外，外判顧問服務時，更要有監督機制，顧問委員會或外判顧問須定時匯報進度，甚至乎官方代表列席有關會議，必要時可即時終止合作，確保公帑用得其所。在具理據和監督下，即使香港特區政府「自己查自己」，也是理直氣壯，香港特區政府要告別大花筒，17萬公務員，應該總有過人之處，總有專職部門可以被委以重任的，否則要重新檢視各部門的存在價值和去留了。
文 : 朱家健
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、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理事、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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